我第一次在臺灣聽到「土地承認」一詞是在2023年5月，正值臺灣大學在言論自由月期間，學生發表一系列種族歧視觀點的非常時期。各系所的原民學生在支持他們的漢人同學奧援下成立反歧視小組，向校內外樹大根深的歧視提出譴責。¹他們的訴求圍繞在創造一個公正平等的學術環境，並在必修課程中加入解殖的課綱。而在四大訴求之中，便有包括要求學校在特定場合實施向原住民族致意的宣言。²你或許會問——特別當你是非原民的臺大學生——為什麼原民學生會認為土地承認是個解決方案呢？為何承認土地及其原有的守護者會有助於解決歧視和敵意？最簡單的回答是：承認土地便是承認歷史與現實中遭受的剝奪。

在龜島（北美）、奧特亞羅瓦（紐西蘭）或澳洲的學術脈絡中，土地承認的概念更為人所熟知，在活動場合中作為正式聲明呈現。土地承認肯認原民與其領地長久以來的連結，其功能主要有兩個目的：揭露墾殖敘事的自我合理化，墾殖者將殖民視為已經結案的歷史事件，無異於將原住民的抗爭限制在歷史之中；另一點則是要求正視這種殖民式的選擇性遺忘，對仍在發生的殖民進行式做出真正的清算。

 

對於臺灣原住民來說，土地的剝奪已持續數代，並被現代化與資本主義敘事合理化，原民的合理抗爭往往被以未開化甚至懶惰為由，塑造成一種種族本質論的說法。在臺大校園內，或許部分原民學生確實有著相對非原民同學更為豐富的資源——但遭到污名化的基本上是原民學生，他們要麼被說是因祖先受害沾光走運，要麼被說是利用平權大做文章的投機份子。在這所精英大學中，隨著原民跨世代剝奪的問題遭到消音，也迫使原民學生需要承擔無言的痛苦。特權與苦難不是天生的，而是被製造出來的。試想，臺大及其他無數機構怎麼可能建在沒有人的土地上？³顯然，公眾的無知是以他者——即原住民——被壓抑的創傷為代價。

 

歌手巴奈庫穗與巴大雄將一名原民國中生遭霸凌而跳樓輕生的事件改寫為單曲〈你說你又沒有推他〉，希望臺灣社會重視遍佈校園的原民歧視。

 

那麼，土地承認在解決土地剝奪和面對困難歷史的層面上，能提供什麼幫助；而它又無法提供哪些幫助？在美國，目前的土地承認一般被視為是2016、2017年間的Standing Rock抗議運動中興起的。當時，土地承認是土地歸還運動中的一項政治介入手段，而其社會政治意義也隨著2021年的到來而繼續增長，當年，土地承認在全美各地的大學、博物館和政府機構中獲得廣泛認可，用於開幕的官方儀式上。⁴然而，同樣在 2021年5月，美國人類學協會（AAA）發表了一份正式聲明，宣布「暫停」土地承認和會議祝福儀式的實施。AAA旗下的原民人類學家協會（AIA）也對此表達附議，也讓許多將土地承認視為公共善舉的人類學家感到驚訝。對於土地承認批評的關鍵在於，土地承認經常被簡化為一種表面文章，僅表達了解殖或反殖的意識形態，卻將實質改變束之高閣。正如許多原住民學者所指出的，許多土地承認並未達到其預期目的，僅僅是象徵性起到安撫殖民者罪惡感的作用，而不是促進權力動態或物質條件的根本轉變。契卡索學者、人類學教授Jenny L. Davis在她的詩作〈行政處長在土地承認聲明前的禱告〉⁵中精準捕捉了這一點。在她眼裡，一位自我感覺良好的學者的心理活動正是如此。她的詩描寫了一段不情不願的內心獨白：

 

親愛的泛部落祖靈：

 

請幫助我唸對這些名字，差不多就行。
為什麼有這麼多音節？
還有，怎麼這麼多部落？
難道他們不能只挑一個部落做代表就好了嗎？
在場有沒有印第安人？
希望沒有，不然他們肯定知道我唸錯了。
難道都沒有簡單的叫法嗎？我超多事要做，
而且上次我忘了感謝教務長，她整整一個月沒理我。請務必讓我
別再忘了這件事——不然我肯定聽不完她的抱怨。
剛剛說到哪了？對了，土地承認聲明。

阿門。

 

Davis透過描寫不情不願、表面化處理、擱置真正責任的土地承認，她指出了這種學術儀式如何淪為倫理宣傳的一齣大戲，並進一步點出了從象徵承認進入實質政策治理或修復措施的挫敗。結果是，原民土地掠奪的結構性條件依然如故，而土地承認則被扭曲成機構自我除罪的手段。Davis還更進一步刻畫敘述者如何努力抑制自己內心抱怨，揭示「政治正確」的問題，這點令人折服。換言之，內心的獨白之所以是內心獨白，是因為人們知道這些話不該大聲說出來——因為政治不正確。將解殖與政治正確混為一談的危險在於，它讓發言者得以維持現有優勢，並將真正的變革心靈視為一種掃興的人，從而將它成功邊緣化。在這種情境下，壓迫者通過將自己與殖民現實的責任脫離，簡單地作為一個參加道德展覽的同情旁觀者，成為了壓迫者。結果，將行為標籤為「政治正確」經常成為維持它試圖挑戰的殖民規範性的重要手段。

 

Jenny L. Davis，《騙子學院》（亞利桑那大學，2022）。

 

對於那些呼籲暫停機構進行土地承認的原民人類學家來說，土地承認的概念之所以如此矛盾，是因為這些演說通常將避免冒犯視為首要任務，而不是去嘗試碰觸原住民土地剝奪的現實。詩中深刻地展示了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保護機制，主要保護不解內情的非原民觀眾，而原住民則需要承受情感和倫理負擔，並且還聲稱在倡導變革和正義：「我們不能傷害非原住民的感情」。標準化的土地承認正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通過展示人們應該如何說才能顯示足夠尊重，從而免除了敘事者與聽眾對原住民議題的責任感——至少直到下一次土地承認之前，都暫時不用再思考原住民了。這種根深蒂固的冷漠與表面的尊重的對比，削弱了土地承認的激進性，並將其轉化為象徵姿態，甚至更糟的是，成為了一種意識形態宣傳。

* * * *

然而，即便我們對土地承認抱有諸多疑問和批評，我們仍在這裡發問：有什麼可能且有意義的方式，能夠重新架構我們對土地承認的理解，並進一步干預其實踐？是什麼讓真正的盟友關係幾乎不可能形成，或是讓土地承認淪為不情願的結盟表演？我們如何在象徵性土地承認的表演性之外，重建人與人、人與土地之間失落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想像甚至實現臺灣的土地承認實踐，而不複製北美語境中的問題？在臺灣，土地承認的討論逐漸興起，卻對許多人來說仍然陌生，為此，我們應該具備哪些思考，來為其實行做準備？

 

目前臺灣可見的土地承認多數是國際合作的產物，圖為2022年BLEED數位現場雙年展的登陸頁面。

 

事實上，土地承認並非一個孤立而被生造出來的概念；就算這一實踐並非直接源於原民靈觀，人與非人關係以及多物種親密性的關係系譜，它也在基本架構與情感語法上與其相互呼應。原民學者Linda Tuhiwai Smith即說道，土地承認具體化了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將土地定位為歷史事件和持續剝奪的見證者。⁶通過這一認識，我們觸及了塑造我們關係的多重創傷和破裂的連結。土地承認促進了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的重新相遇，以面對他們在關係中的責任。這種關係責任的概念對臺灣原住民來說並不陌生，例如泰雅人的口述傳統 lmuhuw，這種記憶裝置和聲音敘事便能夠傳承家譜與領土知識。Lmuhuw通過儀式化的吟唱，保存了泰雅人的遷徙史、生態知識和親屬關係，強化了他們跨世代與土地的連結。

 

與土地承認不無相似，lmuhuw作為一種歷史反思的實踐，將個人置於一個更廣泛的時空關係脈絡中，表達了泰雅人跨地域關係中持續的分合歷程。通過反覆吟誦lmuhuw，泰雅人重申了他們與祖先及歷史居住的河流系統之間的聯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實踐體現了一種原住民的歷史意識，其目標與土地承認相似：恢復被壓抑的歷史，並重新建立關係責任。藉由像lmuhuw這樣的原民傳統作為一個可能的範例，臺灣的土地承認可以被想像為一種在地化、文化上親密的形式，並進一步根植在不同原民族群獨有的靈觀和社會認識的角度，來發展自身的土地承認形式。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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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我們自身重新放回更大的時空脈絡之中，我們將會如何思考這層確實存在於我們之中的關係呢？」⁸托納萬達–塞內卡裔的原民性別研究學者Mishuana Goeman提醒我們，土地承認的重要性在於，雖然承認土地的喪失會切斷連結，但土地承認的發聲應能使人們負起責任，將他們重新編織在一起。「與其回到抹除與否認的狀態，」她繼續道，「我們必須回到剝奪的進行式，不僅關於財產的剝奪，更是對生命本身的剝奪。這種回返不僅是時間上的，更是要求我們重新面對、參與並評估墾殖型國家、構建帝國以及其暴力和拋棄式邏輯的根基。」

 

Goeman的觀點十分清晰；然而，臺灣作為墾殖型國家與帝國建設所交織的複雜移民歷史及多次的殖民浪潮，也使得殖民究責的問題更為複雜，且往往難以確定其對象是誰。儘管在本文以及其他一些語境中，墾殖與殖民有其相通之處，它們的差異也十分重要：墾殖體現的是墾殖者用各種策略來主張自身清白，並聲稱自己在其佔用的土地上擁有本土身份。⁹在此脈絡下，墾殖者終將透過重新詮釋殖民歷史，將自身本土化的方式來「解殖」自身。

 

東華大學國際原住民事務中心登陸頁面。

 

這點在臺灣尤為明顯——在中國進逼的陰霾下，臺灣往往以其後殖民、後威權式的民主體制為傲。臺灣社會對這種後殖民敘事愈熱衷，便愈難以承認當前持續進行的墾殖狀態與土地剝奪的情況。諷刺的是，臺灣的後殖民敘事反而進一步鞏固了墾殖失憶的狀況，讓過去的殖民情境輕易地與我們當前的現狀進行切割。在罄竹難書的案例中，相比「威權遺緒」這一概念的廣為人知，延續至今的殖民暴力以及長期以來原民土地遭受剝奪的情況，顯得幾乎不可見。如此，也不難想像非原民族群的臺灣公民無法正視自身既是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威權暴政的受害者，卻也同時繼承了延續至今的墾殖結構與漢人至上的制度。

 

墾殖論述的奠基者Patrick Wolfe曾在一次訪談¹⁰中表示，他自視為是「不情願的墾殖者」——他並非「自願剝奪任何人的土地……偷任何人的孩子……參與任何屠殺」。Wolfe通過否定的前提而指出，成為一位墾殖者「非關個人自由意志；我就是不情願的墾殖者。」Wolfe強調，沒有人願意生活在他人被偷走的土地上。但作為一位大學學者，Wolfe承認「如果不是因為澳洲原住民的土地被偷走，我也不會有這份大學教職。」在Wolfe看來，成為不情願的墾殖者意味著，無論他的個人意識如何反對這種歷史不公義，都會被其所身置的歷史所迫，仍是受益於原民土地的剝奪，也繼承這份負面遺產。Wolfe也補充道，他「欣然接受」澳洲原民稱他為Gubbab——墾殖者，類似臺灣的「白浪」。

 

Wolfe擁抱「不情願的墾殖者」的說法，也打開了一扇批判性介入墾殖共謀困境的大門——墾殖式的殖民作為一種結構性條件，無論個人意願如何，都會牽涉其中。參與墾殖並不必然體現為主動的暴力行為；而是鑲嵌在那些日常運行的機制上——其合法性與資源卻能追溯到對原住民的剝奪之上。就此而言，Wolfe的坦承有助於我們去理解臺灣的墾殖式殖民狀況：通過承認這種不對等而又共同承擔的歷史，最終使我們每個人都對我們所共同生活的現實負起等量的責任。為了這個目的，我認為土地承認及其面對歷史的使命，具有構想並實現這一願景的激進潛力。土地承認體現了原住民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動態關係，並描繪了非原民參與的可能途徑。

 

總結這段思考，我認為行動的核心在於土地承認的激進性及其對抗墾殖社會常規的底蘊，才不會總想去刪減那些聽了不舒服卻有建設性的發言。正如泰雅學者官大偉（Daya Dakasi）所設想的真正的團結，這一願景的可能性有賴於我們對共時、共存、共榮理想的付出，他寫道：「原住民各種銜接、展演、翻譯的行動，從來就不是原住民自己的獨舞自語或在自己的螺旋中轉圈圈，而是透過銜接、表演、翻譯，在召喚墾殖者後代，一起朝向一種生活方式的願景。在這個願景中，原住民不需要被消滅，墾殖者後代也可以和這塊土地相互歸屬。如果說，政治意義上的原住性，是因為墾殖與現代國家的出現而被創造出來，墾殖者後代的本土性（墾殖者後代和這塊土地的關係），也可以因為和原住民族的共存共榮而被定義。」¹¹

 

中文由陳璽安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