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7年初取得博士學位，但因為還沒有正職工作，因此在池上老家度過空窗年。2017年5月，受聯副邀請，我與卑南族前輩作家巴代進行「文學相對論」的紙上對談，討論原住民族文學之於自己究竟是什麼——當時根本還沒出書的我，試著寫下一些介於隔閡與親密之間的記憶。與其說是「書寫策略」，不如說是為數不多的情感、知識資源下的實情。

 

當月二十六號，我上臺北參與「文學相對論」的延伸活動，與巴代同台的，一場夜間的朗讀會。時近端午，凱道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抗爭活動已經快要一百天，身在池上的我，是從一個名為Cidal的年輕詩人的社群媒體上得到許多資訊。活動場地就在博愛特區，我決定在抵達台北的傍晚時分，先去凱道看看。兩艘木船停泊在乾燥的空氣裡，提示在場與不在場的人，在一個與船有關的節日裡，卻從沒有人想過原住民的領域與水域。我走在寬闊的凱道上，有點想看清楚帳篷下的論述文字、寫著標語的物件、有土地與人像的照片。但沒有認識的人（還穿著晚間座談用的西裝外套），走得太近，難免有些唐突。所幸這是我非常熟練的情感，結束這場座談、返回池上後，我還是持續追蹤著Cidal的臉書。

 

七年後，Cidal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在我身體裡的那座山Talatokosay A Kapah》，延續著一類混合憤怒與哀愁的聲調，詩集以四個不容易一眼看穿的分輯來佈置：「似惑生感」、「街頭歌唱會」、「烏鴉沒有來答唱」（內頁書：「沒有山來答唱」）、「你的揹袋讓我走得好緩慢」，分別（可能）對應幾個面向：有存在主義（在臺灣）氛圍的日常碎屑、因事而發的政治性應答、當代經驗中的勞動身體與「抗」原住民凝視、原住民族記憶、敘事的斷裂與再銜接。

 

關注Cidal的詩，對我來說，也是如何保有「憤怒」能量的一種選項。我向來有迴避憤怒的慣性，但憤怒畢竟是連結他人的一種方式。例如Cidal寫於巴奈於凱道露宿抗議一千天的〈長夜無疆〉：「誰殺死人群／誰看著人群被殺死／在人群中與人一同歌唱，吟詩／辯論與露宿街頭，想作為幽靈／從金鐘、元朗到太子站遊走／他從內本鹿、都蘭到凱達格蘭流離」。「無疆」不只是時空延長帶來的折磨，也可以是邊界的再想像。憤怒也可以敲擊冷漠，「去習慣習慣社會的年輕／往逝如何一再吹拂而不動你憤怒的心」（〈我不和你談論〉）。對於當代的治理失效、理解不能、文化扁平、日常重複、死亡似遠又近的威嚇，詩歌需要有反應。

 

我還希望提示自己的是，憤怒在他的詩中之所以如此多樣，不只是因為政治戰場的無時無刻、無所不在、詩人的無役不與，而是因為憤怒不應該被「消化」，詩也不是為了「消化」——憤怒並非一種歸納後的概念、總結後的情緒，憤怒是讓美學與現實顯像的動力。在〈要不要就一起加入漢人大家庭？〉裏，除了反諷非原住民族對原住民族的「論述」（或者指教、欽羨、同化、認知偏誤）之庸俗扁平，也可以是對於「大家庭」的警示（即使是所謂的「原住民大家庭」）。「成為以外的人」的第一層意義也在於此：憤怒是對「你（以為你）是誰」的一種提醒。

 

關於Cidal的憤怒，我們也可以在Sara Ahmed的《情感的文化政治》（ 2004）看到相應的對情感、情緒、身體、行動之間的討論。

 

此外，相對於詩集中諸多具有公共性格的作品，他同時也佈置出許多稠密、憂傷、微縮的日常模型（多見於詩集的第一輯）。它們不見得服務於詩人的私人記憶，而是為了在宣言式的詩歌－政治之外（或之內？），保留得以成為「不同」、成為「以外」的暗示性訊息。

 

Cidal的詩裡還有許多動物，不過他不像貓派、也不像狗派，可能更接近似人非人的猿派，或者被指派「不祥」之意的鴉派。所謂「成為以外的人」的另一層對應，其實來自長期耕耘動物－文學研究的黃宗潔，所編著的書——《成為人以外的：臺灣文學中的動物群像》。詩中動物的頻繁出現，並非只是慣性的美學選擇，Cidal應曾意識到，身為原住民族寫作者，與「動物」之間，有生態、經濟、社會以外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在殖民的修辭與政治系統內，原住民在世界各地都有被「非人化」、「動物化」的歷史記憶；原住民族與動物的密切關係，寄託在口傳敘事、神聖知識、傳統智慧裡；在當代，動物跟原住民之間的關係，也同時受到「現代性」的擠壓——他的〈狒之死〉就是一次精彩的銜接。他當然還有其他發明。例如動物的「可愛」，來自人類文明的長期慣性與選擇，但他在〈給萌誒——寫給護家盟〉，讓可愛遇上憤怒，以貓之身／聲、以非同志之身／聲，也有機會為同婚、性議題發出「人以外的／以外的人」的奇妙呼喊。

 

關於物種、記憶、神聖知識的理解——黛博拉．羅斯的《野犬傳命：在澳洲原住民的智慧中尋找生態共存的出路》（臺北：紅桌文化，2019）在此深具對話的效果。「動物化」的歷史記憶，則讓人想起智利導演Hans Mulchi Bremer的紀錄片《人類動物園》（2010）。

 

 

這批詩歌中的街頭性格、不平聲音，使人想起（如今已略為遙遠的）莫那能，他們或都有驅動寫作的內在吶喊、具指標性的特定事件，更值得留意的，其實是他們詩中的移動軌跡與悼念意圖。（莫那能的〈來，乾一杯——致死去的好友撒即有〉與〈旳—悼記山海煤礦礦災兼記二○二一年五一勞工大遊行退休老礦工〉。比較近的參照可以是黃岡的《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黃璽的《骨鯁集》，不過Cidal筆下談生死的曖昧幽深、談政治的刁鑽諷刺皆有過之而無不及。若以氣質而非修辭來看，另一可對話的作品，也許是前輩溫奇的《風吹南島》。試看溫奇的〈走過暈眩〉：「走過田地龜裂／鼠群爭食的日子／／走過蓓蕾初開／老鄉露宿的公園／／走過街道／你急切地揮手／／只有眼睛的呼叫」「走過唯一的市街／斷裂的橋樑／走過唯一的山路／藤蔓與落石／浪花與斷崖／／走過蜿蜒／走過暈眩」 與Cidal的〈人生編年——就這樣到了三月〉：「穿過狹窄的柏油路，舉起壁花的手臂／穿過靠右的社會制度，總有人想起／對多餘的轉向次數進行數次辨識／猶如虛設的測速照相，我厭惡／喜愛從左方而來的超車。在轉彎處折損」溫奇詩作的豐富性，主要來自於幾種語言與經驗板塊的碰撞（部落與都會、口傳與現代、家庭與職業空間）；Cidal「接龍」了此類生命情境（並非文學上的傳承），然而出於自覺介入議題、強化語言實驗、內外資訊的交錯，使得Cidal的詩歌地形更加複雜——他（們）詩歌中的「走／路」，並不僅止於一套認同腳本的規劃、規範，也包含工具的（無從）選擇、外界景觀引發的反應與反映。

 

這是一本因問題而生，也帶來更多問題的詩集。例如，他的詩作中常見的（漢語的）「諧音梗」，如何置入、呼應、變化至今以來的，關於原住民族作家漢語書寫中「擾動漢語」的群組？或者，我更感興趣、卻尚無結論的，是他如何、為何集中地寫作死亡？鬼魂也是一種「以外的人」嗎？因此我對《在我身體裡的那座山Talatokosay A Kapah》的收藏（而非總結），也許同樣接近我刻意「路過」凱道抗爭現場（或者長期追蹤Cidal的臉書），所意圖保留的一種體感——在私人的、詩人的臉以外，還有以外再以外的人。